文/文史道
1963年8月13日，北京首都剧场。正举办着一场超出惯例的追悼会。
当时包括周公在内的一众高层领导都参加了追悼会，并进行主祭，廖承志致悼词。
三天内，治丧委员会还收到了来自22个国家、150封唁电，其规模之大，令人疑惑。
当时那场追悼会，是给冀朝鼎举办的仪式。
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高层，按说以他的级别，一场普通的追悼会已足以，为何最后会如此隆重呢？
这一方面源于他的巨大贡献，另一个也是有着周公的批示：
据说当时周公正在外地出差，报告送到周公手中时，周公略一皱眉，做出3条重要批示：
1、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夫人的名字。
2、他要亲自参加。
3、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，必须改在首都剧场。
那么冀朝鼎到底有着怎样的贡献呢？为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他的贡献仍很少人知晓呢？
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
冀朝鼎，1903年出生于山西汾阳一个书香门第。
他的父亲冀贡泉是著名的法学家，曾任山西司法厅长、教育厅长。
弟弟冀朝铸后来成为“红墙第一翻译”，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。
1916年，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，1924年赴美留学，先后在芝加哥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就读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他的博士论文《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》，被李约瑟称赞为“可能是迄今为止，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”。
1927年，在布鲁塞尔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上，冀朝鼎经代表团介绍，加入我组织，成为第一批加入我组织的留美学生。
1928年途经莫斯科时，他见到了周公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随后他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并为邓中夏等我组织代表做秘书和翻译。
1929年，经周公批准，冀朝鼎回到美国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
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到关键时刻，为了支持抗日战争，他告别妻儿，毅然归国。
当时我组织考虑到他长期旅居国外、身份从未公开，决定让他以合法身份留在国民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。
后来他通过父亲与孔祥熙的旧谊，进入国民政府经济核心层，先后担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、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、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。
1944年，孔祥熙任命他为中yang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，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。
后冀朝鼎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。
他住在孔祥熙公馆，陪宋霭龄打牌，出入灯红酒绿的官场，俨然高层的阶层使他接触到了诸多机要文件。
白天他通过美国使馆获取大量情报；晚上，化装到偏僻处与周公秘密见面，传递消息。
当时因身份的原因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冀朝鼎是我组织成员，甚至连廖训振都不知道，他晚年回忆说，“当时冀朝鼎只对周公一人，甚至连周公馆的人都不知道。”
抗战胜利后，冀朝鼎更加受到老蒋的信任，为此接下来他利用他的“学识”，给老蒋开了几副致命的“药方”。
他先是让国民政府以“国营”之名，将接收的敌伪资产改组为垄断组织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%。
当时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道：“日本纱厂接收后，全部改成国营，亦是与民争利。”
即便如此，最后国民政府还是选择了相信冀朝鼎，因为他有着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光环。
金圆券与北平和平解放
到了国民政府末期，冀朝鼎又参与设计了号称全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。
按照设计，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、金银及外币。
“与民争利”达到了疯狂的地步。
深圳股票投资配资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，当时最不支持我组织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，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，开始出现了反对老蒋的情绪。
而平民百姓的损失更为严重，甚至到了扛着一麻袋钱买不到一个鸡蛋的窘境，那样的背景下，加速了老蒋的失败，加速了老蒋的丧失民心。
正因如此，后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回忆录中痛斥其为“祸国阴谋之得逞”。
并且还专辟一节写道：“冀朝鼎替宋（子文）出坏主意，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。”
陈立夫痛陈：抗战胜利后，宋子文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，尽收沦陷区财富，却尽失人心。
后又推行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、美元储蓄券到期不予兑现，致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。
他断言：“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……竟把我们赶出了大陆。”
由此可见，在正面战场后的隐形战场上，冀朝鼎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，如果说战场上的失败是硬失败，那么金融的崩盘与民心尽失，是击溃老蒋的软力量。
不过直到今天，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，仍然不为外人所知。
话说，当时就在金圆券崩溃之时，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，担任华北“剿总”处经济处处长。
而此行中，冀朝鼎还带着组织一个任务，就是策反傅作义。
后来，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。
可正因如此，当时还搞出了一个“乌龙事件”。
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，冀朝鼎还没来得及换装，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、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，结果被解放军抓住，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。
情况汇报到组织高层刘仁那里，才做出了放人的指示。
至此，冀朝鼎的我组织的身份才正式曝光。那不仅让老蒋大吃一惊，让美国人大吃一惊，甚至让我们的很多同志也大吃一惊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高层领导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，被誉为“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”。
同时，他利用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，为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、建立外贸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1951年，他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，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。
1952年，他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，凭借流利的外语和出色的外交活动，推动中英签订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贸易协议。
再往后，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，为新中国开拓了与尚未建交国家的贸易往来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经济学家，一生节俭，临终前还穿着有破洞的背心。
但他不惜花费重金，大量购置流散文物，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香港问题正好撞上这个时间点。1982年9月她去北京谈香港，带着刚打赢福克兰的劲头，直接把保卫英国领土那套逻辑套到香港上。她在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：英国根本不想把香港交出去，当时认真考虑过用军事手段保住，至少拖延交接。英国国防部内部确实研究过一个叫“褐雨燕”的方案，想在香港附近搞海军演习，给中方施压，展示肌肉。但这个想法很快就搁置了。福克兰一仗虽然赢了，英国海军却伤筋动骨，补给线拉那么长，损失惨重，再去亚洲打一场，军力跟不上，钱也烧不起。更现实的是，中国已经在香港周边部署了大量陆军部队，南海舰队也有导弹舰艇待命，英国要是真动手，基本没胜算，只会把自己搞得更惨。
逝世后，夫人罗静宜遵照他的遗愿，将475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。
1963年8月8日，就在冀朝鼎即将率领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时，突患脑溢血，晕倒在办公室内，经抢救无效，于次日与世长辞，年仅60岁。
就是这样一位，在解放前后均对我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幕后人物，他的功绩只有很少人知道或很少人看得懂，由此他的声名不太响亮，但是他的功勋是伟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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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如此，周公得知他去世后老牌配资品牌，不仅亲自参加了追悼会，还特意要求提升了追悼会的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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